第七十一章 钱去哪儿啦

    朱由校拿出小本本，把袁老师推荐的能员记了下来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没有手机电脑，朱由校只能用这个笨办法。

    虽然知道历史的走向，可朱由校也深感到历史知识的浅薄。要说孙承宗、徐光启、孙传庭等名人大佬，他是知道的，可毕竟就那么几个。

    比如这个叫鹿善继的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出身，现任兵部职方司主事，以才干突出闻名。

    按说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，也算是资历不浅了，可还是个小官，原因还是出在这家伙死倔死倔的，被万历帝接连贬谪降职。

    尽管袁可立对鹿善继的人格与学养魅力称赞不已，朱由校却对这个犟头的“以死争”并不在意，他看重的是鹿善继的另一个特长。

    鹿善继初入仕途后，先观使兵部，后授户部山东司主事，职盐法，以国家边饷取足于此故，而究心盐法，向专家学习，作《粤闽盐法议》。

    朱由校现在急求什么样的人才，一是能打的将领，二是会赚钱的能员。

    鹿善继研究过盐法，还能写出什么法议，去干盐政岂不合适？就算不去管盐政，去户部当官，也算是专业对口不是。

    其实，朱由校也发现光靠自己那点历史知识，寻找能员干吏是绝对不够用的。除非有度娘帮忙，要不谁能知道哪个家伙干过啥，有啥特长。

    尽管如此，朱由校也逐渐发现了一些规律。那就是在地方上干过，政绩比较突出的，多数都是有才干的。

    象登莱巡抚陶朗先，天津巡抚毕自严，四川巡抚朱燮元，还有一些更加名不见经传的知州、知府，也都甚有才干，将地方经营得挺好。

    由此，朱由校得出一个可能并不太正确的结论。在地方上做官，更考验实际工作能力，更知道底层百姓疾苦，倒可以作为标准来考察官吏。

    治大国如烹小鲜。连一县、一州、一府都治理不好，跑到朝堂上夸夸其谈治国方略，那不是扯蛋吗？

    而明朝的内阁成员多出自翰林，翰林院又被称为政府储材之地。英宗后更有惯例：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。

    虽然不是绝对，但地方督抚入阁，却还是很少的。

    朱由校已经在着手改组内阁，兵部尚书张鹤鸣是罢黜的第一个，接下来是吏部尚书赵南星。

    户部主管财政税收，乃国家的经济命脉，现任尚书李宗延，虽说有些支持和同情东林党人，但还是比较温和的实干人才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李宗延年事已高，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。朱由校要改革，自然要换掉他，致仕荣归，也就是了。

    军权、人事、财政，这三权握在手中，朱由校才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拿下容易，谁能顶上去，并按他的意旨行事，让他颇费心思。

    现在呢，陶朗先、毕自严，还有泰昌元年起用的，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的李起元，已经被朱由校选中，很快便将入阁。

    李起元被朱由校注意到，是他以兵马征调空虚，火落赤吉能银歹三酋窥隙谋犯，而上疏的十二款。

    条理清晰，措施得当，朱由校全部照准，并开始细查李起元的履历。

    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

    这个李起元已经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五朝，先后任职知县、户部主事、参议、副使、参政、布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，可谓是从基层干起，纯靠实干和政绩步步升迁的。

    刚任河南原武县知县时正遇饥荒，李起元开仓岀谷，创设粥场，救活饥民数万人。而自己却忍饥挨饿，四处奔走视察，弄得人瘦衣宽。

    任户部主事时，李起元以精通部务而闻。

    任山东参议岀使临清时，适逢临清民变，李起元在平息民变中起到重要作用，为朝廷节银四万八千两，储库备荒、深受万历皇帝器重。

    在任河南左布政使时，李起元被奏为“天下清廉第ー”。

    这资历，这政绩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在哪里都发光，可敬的老同志，可敬的老革命啊！

    而且，朱由校认为李起元目光敏锐，比他更能发现大明的积弊，且无党无派，清廉敬业，可为户部尚书。

    天津巡抚毕自严也不错，在理财上有些才干。但朱由校感觉他精打细算可以，拓展财源的脑洞似乎不够宽广。

    节流是需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开源。

    抄贪官的家，从宗藩身上割肉，还有工商矿税的收取，都是办法。但最重要的财源在哪，出口创汇赚银子呗！

    但开海禁容易，赚到钱也不难，可要使国库充盈，那就很不简单了。

    隆庆开关之后，到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里，世界白银的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，可大明王朝积累了多少财富？

    说得不好听，国家照样穷得叮当响，崇祯就是被穷死的。

    国家没赚到钱还不说，涌入的大量白银反倒造成了通货膨胀，使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。

    听懂了吧，海贸是赚钱，大大的赚钱，可赚到钱的不是国家，是那些海商和参与其中的官员。

    也别说隆庆开关只有一个月港是贸易口岸，按照现在的制度，以及官僚体系，就是再开十个八个口岸，财富的大头照样进不到国库，肥的依然是江南豪族、士商官吏。

    就象商税，钞关那么多，可依然挡不住官商的特权，挡不住豪商巨贾通过各种手段来逃税漏税。

    没有门路的中小商人则是叫苦不迭，他们倒成了纳税的大头，逢关必收，经营窘迫。

    《金陵琐事》上有一个故事就很令人深思，也令朱由校出离的愤怒。

    说是万历年间，有一个百姓想做点小买卖糊口，东拼西凑了七八两银子后，从家乡收购了一批灯草，雇船运去贩卖。

    三十税一嘛，才二三钱的税，负担不重，小百姓盘算着一来一回怎么也得赚个二三两银子。

    可一百多里的水路，好家伙，竟有十多个钞关，愣是收了近四两银子的税。